
1997年的南京一个普通人掏出2250块钱,能干嘛?买辆二手自行车,添几件换季衣服,最多算一回奢侈消费。
可就在那一年有人用2250块,从正规文物商店里,买走了一幅明代仇英的长卷名迹——《江南春》。
28年后这幅画出现在北京拍卖会的预展厅里,聚光灯打在画面上,标牌上写着:估价,八千八百万。
从2250到8800万,翻近四万倍。这不是普通的“捡漏”,这是一笔拿信任当筹码、用制度做赌具的大买卖。
更扎心的是这幅画,本来是庞家人“不要一分钱”捐给国家的。
有人捐有人卖有人奉国宝为命根子,有人把国宝当筹码。这才是这出戏最刺眼的对比。
一一个江南藏家的赌注:最好的东西给国家
要把这件事讲明白得先说一个人:庞莱臣。
这是个典型的旧式江南文人,又是那个时代少有的“巨富藏家”。在民国的收藏圈有句话:“江南收藏甲天下,虚斋收藏甲江南。”虚斋,就是他的号。
什么宋元名迹明清精品,到了他手里,不是锁进金库,而是请人题跋、刻印收藏印、编目录。对他来说,那不是“值多少钱”的问题,而是一种责任感: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根。
1949年他走了临终前留下一句话:这些画,将来要捐给国家。
十年后新中国刚刚站稳脚跟,庞家的日子并不富裕,但1959年,庞莱臣的孙子庞增和带着家人,提着画卷,一路从家里送到了南京博物院。
那一趟他们带去了137件古画——宋元明清的精华,一件不留地往外掏。更重要的,是背后那句无声的话:
我们相信把东西交给国家,比留在家里更安全。”
南博当时出了正式收据,白纸黑字:无偿捐赠,必当妥善保管。
在那一捆捐赠品里有一件特别扎眼——明代名家仇英的《江南春图》。画卷约七米长,画的是江南春景,青山、楼阁、人物、舟船,一笔一画,都出自老工笔高手之手。卷上还有一长串名家题跋、鉴藏印,沈周、文徵明这些大佬都在上面留下过痕迹。
1953年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点名要征集这幅画,称之为“非要不可”的重要文物。这句话,已经给这幅画定了性:国宝等级。
庞家把这玩意儿交出去的时候,心里很明白——这是家底里最硬的一块。
他们赌了一把赌的是“国家会比任何个人更可靠”。
谁能想到几十年后让这家人追到上火,追到流泪的,偏偏就是这份信任。
二一纸伪作能把国宝打入冷宫
时间往前推到上世纪60年代。
南博内部搞了一次鉴定,有几位专家拿着放大镜,对着庞家捐的那些画一件件看。最后的结论让人目瞪口呆——137件捐赠品里,有5件被盖上了“伪作”的章子,《江南春》也赫然在列。
问题来了谁有权力说这幅画是真是伪?
大多数普通人以为专家说啥就是啥”。但这一次,“专家”背后,还有更大的权力——处理权。
打上伪作标签之后,这五件画的命运就不一样了:不再是国宝,而是可以“处理”的“问题藏品”。
更讽刺的是这整套过程,庞家不知道,没人通知他们,没人征求他们意见。他们以为画安安稳稳躺在库房,实际上,命运早在某次会议上被悄悄改写。
几十年里庞家的后人经过南博门口,也许还会感慨一句:“爷爷的画就收藏在这里。”
殊不知画早已被人贴上了“赝品”的标签,等着“处理”。
三双重身份的关键人物:左手管馆藏,右手管生意
江南春的真正转折,出现在90年代中期。
那时的徐湖平已经是南京博物院的常务副院长,还兼着一个微妙的身份——江苏省文物总店的法人代表和经理。
一句话左手管收,右手管“卖”。
1997年一份关键文件从他手上签出:包括《江南春》在内的一批所谓“伪作”,从南京博物院“拨交”到江苏省文物总店。
注意几个细节:
第一拨交前没有按规定进行重新鉴定,没有复核审议程序。
第二拨交对象不是别的博物馆,不是科研机构,而是“文物总店”——可以对外销售的单位。
第三这批画是人家无偿捐给国家的,收据上写着“妥善保管”,而不是“视为库存商品”。
换句话说一纸伪作”的认定,把“国家文物”变成了“可卖商品”。这一步走完,底线就已经被踩穿了。
画到了文物总店之后本来标的是25000元。这价格,对一幅“仇英”来说,已经是白菜价。
但还有人嫌不够白菜”。
保管员张某看上了这卷画。她和男友一合计,干脆动手改价——
标签上的25000”被悄悄改成了“2500”。然后再找男友的同事以“顾客”身份出面,打个“九折”,2250块钱,堂堂一幅国宝级长卷,就这样被扫出大门。
为了瞒天过海张某在发票上又做了三手准备:
货号不填买家不写品名把“江南春图卷”改成了一个模糊的“仇英山水”。
这不是失误是非常娴熟的操作。
这时候你再回头看那个数字——2250。不是一个随便开的价,而是有人算过账、琢磨过风险之后,拿出来的一个“足够低、又不至于太显眼”的数字。
四谎话编出祖传,国宝漂泊市场二十年
画真正出门之后还要洗一层“身份”。
张某让男友对外宣称这幅画是“家里祖传的”。连来历都想好了:祖上是做生意的,懂一点字画。
一个祖传把国有文物洗成了“个人藏品”。
1990年代末这幅画被转手卖给南京的字画商人陆挺,对方经营一个叫“艺兰斋”的美术馆。
那是一笔打包买卖:陆挺花了十几万元,把《江南春》连同别的画一起买走。在当年的市场上,这个价钱不算少,但和画的真实价值相比,仍然低得离谱。
拿到画以后陆挺视若掌上明珠。访客来了,他戴上白手套,小心翼翼地展开画卷,一边展示一边吹嘘:“这是当今世上最好的仇英。”
可当别人问起来历他却另编了一个版本:说这画是从“在南京读书的庞家后人”手里买的。
这套说辞后来连他妻子都写进了论文——“艺兰斋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从庞莱臣后人手中直接收藏”。白纸黑字,堂而皇之。
问题是庞家根本没卖过这画。
从最初的文物商店到“祖传”,再到“庞家后人出手”,一层套一层,谎言像包裹线一样,把真相缠得越来越远。
后来陆挺资金周转困难,拿《江南春》去南京十竹斋抵押。赎不回来,画就留在十竹斋。2019年前后,宁波商人朱某从十竹斋手里买走,2025年委托拍卖公司上拍,估价8800万。
就这样一幅本该锁在国有库房里的画,在市场上辗转了二十多年,每到一处,都被贴上一层新的谎言标签,却从没恢复过最初的姓名——“国家文物”。
五家族被冤卖画,被迫当侦探追十年
这件事对庞家人来说是怎样被揭开,又是怎样扎心的?
2014年南京博物院搞了一次庞莱臣收藏特展,展厅里灯火通明,宣传资料洋洋洒洒夸虚斋旧藏如何“流传有序、鉴定严谨”。
偏偏其中一句话像刀一样戳进庞家后人的心里——策展文字提到,庞家后人“生活败落,靠卖画为生”。
庞叔令庞莱臣的曾孙女,看完当场炸了:祖辈明明是无偿捐赠,怎么被说成“卖画”?谁卖的?卖给谁了?
她把南博告上法庭状告侵犯名誉权。最后法院判决,庞家维权成功,那句“卖画谋生”的话,被正式认定为不实。
但真正的惊雷不在判决书上,而在庞叔令查阅捐赠记录的过程中——
她发现1959年捐赠的137件古画里,有5件在馆内查无此物,《江南春》就是其中之一。
到这一步她才意识到:问题远不是一句“卖画”的冤枉这么简单。
从那以后她变成了半个“侦探”:发函、起诉、申请调解,十八般武器轮番用上。每一次跟南博交涉,要么石沉大海,要么推三阻四。想查实物?没门。想看完整档案?拖着。
将近十年她在人生黄金岁月里,一次次往返于博物馆、法院和各地文物部门。她要追的,不只是那幅画,而是当年那张写着“无偿捐赠、妥善保管”的收据背后,那个堂堂正正的承诺。
直到2025年4月《江南春》出现在拍卖预展现场——挂在灯光下,写着天价估值。看到那张画的瞬间,她快要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那一刻所有问号突然串起来,变成了一个冷冰冰的事实:
他们捐给国家的画被人按“赝品”的名义卖掉了,还在市场上翻了几十万倍,最后再回头伤到他们的名誉——说你们“卖画度日”。
这不是简单的失窃这是拿善意当垫脚石。
六一位退休保管员点燃压了十七年的举报信
如果说庞叔令是为祖辈讨一个说法,那么把这件事推到全国舆论场上的,是另一个老人——郭礼典。
2025年冬至南京天寒地冻。69岁的郭礼典,南博退休员工,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开了账号,上传了一段实名举报视频。
镜头前他举着工作证,工号08006,语气不快不慢,却句句有重量:
我实名举报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湖平,有组织、有预谋、大规模盗窃走私故宫南迁文物。”
这话为什么让人心里一惊?
因为故宫南迁文物四个字,在中国文物史上,是写着血泪的。
1933年日本人打过来,北京岌岌可危,为了保护故宫文物,国家组织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迁运——上万箱文物,被装箱封缄,辗转南下,经过艰苦跋涉,一部分留在南京朝天宫的库房。
那里面是什么清宫旧藏、历代真迹、瓷器重器……可以说,那是一部分中华文明的“命根子”。
按照规定这些文物在库房里,由专人看守,箱口封条上还有当年抗战时期的印迹,不到特殊情况,谁都不能随便开箱。
郭礼典的举报指向的是——在这些封闭的箱子上,动刀子的人是谁。
他称徐湖平未经国家文物局批准,擅自撕开保管箱上的旧封条,从中取出大量珍贵文物。然后按一套熟练的流程操作:先找人鉴定成“赝品”,再低价卖给文物商店,然后流向他儿子在上海开的拍卖公司,最后走入海外市场和民间文物贩子的手中。
如果属实那意味着什么?
意味着那个本应最严密的堡垒,变成了打开国宝大门的“内鬼通道”。
更扎心的是这不是突然爆出的新料。
郭礼典说早在2008年,也就是徐湖平退休那一年,南京博物院就有42名员工联名,举报过他。举报信递交过纪委、递交过内参,一封又一封,最后像扔进一口深井,没有回声。
十七年过去那些纸张黄了,那些人老了,那套举报材料才终于透过互联网,摆到公众眼前。
举报视频发出后他还接到了多通恐吓电话。一个干了一辈子文物保管的老人,在该享清福的年纪,冒着风险抖出旧账,图什么?
他自己已经给出过答案——“该查的人,总要有人去说。”
七英雄营老兵怎么走到这一步?
再看徐湖平这条线越看越讽刺。
1963年他还是个18岁青年,高中毕业参军,被分到北京空军地对空导弹部队。据报道,那支部队曾参加击落U2侦察机的作战,是名副其实的“英雄营”。
退伍后他在印刷厂当了几年工人。1973年,调入南京博物院,从基层干起,最后一路做到院长。
这条履历如果只看表面,是很典型的“草根逆袭”:学历不高,从工人干到大馆长,把一辈子投在文博事业上。
但圈内人都知道他的路并不全靠业务能力铺出来。公开资料里提到,他的父亲和岳父在江苏官场都有不小的能量,帮他打通了不少要紧关节。到了文博系统,他长袖善舞,上下打点,人脉极广。
举报信里还牵出另一个熟悉的名字:江苏省检察院原反贪局局长韩建林——曾经的“反贪局长”,后来因为违纪违法被免职。据知情人说,他和徐湖平、陆挺是“老朋友”,书画来往不断。
一边是英雄营老兵、文博功臣的履历,一边是“倒卖文物”、权钱勾连的举报。两张截然相反的脸,同属一个人。
这种张力本身就是一种警示:当权力不受监督,制度出现缝隙,不是谁的履历能挡住诱惑。
八真与伪握在少数人手里的生杀大权
要命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整套失控的机制。
江南春的命运就是一面镜子。
1950年代它被国家最高文物机构点名为“非要不可”;几十年后,在南博内部被鉴定为“伪作”;再后来,又以“虚斋旧藏”的名义被当作镇馆之宝展出,宣传材料强调“流传有序”。
一幅画在不同人手里,可以换三副面孔。
今天是真迹可以锁进恒温库房,写入典藏目录;明天被说是赝品,可以打包“处理”,标价两万五,最后被改成两千多甩出去;到了需要办展的时候,又摇身一变,成了“国家级文物”“家族珍藏”。
说你真你就是真说你假你就是假。一支笔,两张嘴,给文物判了生死。
这背后暴露的是一个残酷现实:当鉴定权、处置权、流通权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,又缺乏独立监督,“真伪”就不再是学术问题,而是利益问题。
你是国宝还是赝品”?有时候不看画,看人。
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故事,对于普通捐赠者来说,是看不见的黑幕。
庞家在1959年捐出那批画时,压根想不到会有一天,自己的后人要耗掉十年时间,跟一个博物馆扯皮,为的是证明——“我们没卖画,我们只是捐画”。
他们赌的是国家的信用,输却输在某些掌权者的私心。
九假庞家后人又是谁的安排?
还有一个看似边角料”的细节,其实刺得很深。
2014年庞莱臣收藏展上,策展人庞鸥给庞叔令介绍了一个人——杭州某高校副教授徐莺,说这是庞莱臣堂弟庞赞臣的曾外孙女,也是庞家后人。
庞叔令一开始很高兴以为家族后人又多了一支脉。
但聊着聊着她发现对方说起家中往事,细节对不上。年龄、辈分、经历,处处像硬凑。她起了疑心,直接去查户籍档案。
杭州市公安机关1950年的户籍记录清清楚楚写着:庞赞臣的子女一栏登记为“丧、丧”,意思是没有在世子女。那徐莺口中的“曾外孙女”,从哪儿长出来的?
法院出面确认徐莺与庞家没有血缘关系。
一个假冒的庞家后人”,拿着这个身份读博、任教、四处活动,足足混了十一年。
他她和南京博物院那条线,到底有没有关系?是有意安排,还是有人借着“名门之后”的噱头自我包装?官方通报暂时没提。
可是对公众来说这个问号已经挂在那里——
当真庞家后人四处奔走、追寻国宝下落的时候,一个假“庞家后人”,竟然能在学术圈、展览圈游走自如,不断为某些说辞“背书”。
这不是简单的乌龙这是对“家族”“血脉”“捐赠传统”的二次伤害。
十2250元买走的不止是画,是信任被贱卖
2025年12月23日中午,南京富贵山附近的别墅区,公务车停在一栋别墅门口。邻居后来回忆说,前一晚这家灯亮了一夜,“像鬼灯一样”。
那天82岁的徐湖平和妻子,被请上了车。
两天后调查组联系上庞叔令,她在苏州以证人身份接受问询,谈了四个半小时。
有人形容这件事是拔出萝卜带出泥”。这一拔,拔出了庞家捐赠品的去向,拔出了故宫南迁文物的封条,拔出了举报信压箱底十七年的沉默,也拔出了一个个隐藏在制度缝隙里的既得利益者。
但到这一步故事还没结束。
真正需要追问的是——
当我们说国家文物库房最安全”的时候,是不是忘了问一句:谁在拿着那串钥匙?他们受不受监督?有没有人敢、也能制衡?
当一个无偿捐赠的家族,被反咬一口说“靠卖画为生”的时候,这个社会有没有勇气为他们还原一个清白?
当一个老保管员冒着风险站出来举报的时候,我们会不会让他再经历一个“十七年无回应”的轮回?
从2250到8800万,金额翻了四万倍。被碾碎的不只是价格,更是人民对公共机构的朴素信任——“交给国家就最安全”。
庞莱臣一辈子在乱世里抢救书画,子孙一辈子把这些东西献出去。他们压根不在乎能卖多少钱,他们在乎的是,这些东西能不能在国家手里好好活下去。
如果这样的信任需要用六十年、两代人的奔走和半生的官司来换一个说法,那么受伤的,不只是一个庞家,是所有还在犹豫要不要把祖传物件交给国家的普通人。
真正该追问的不是谁赚了多少钱”,而是:我们准备如何修补那张破掉的安全网?
制度不能只靠人品撑着,国宝不能只靠个人良心看守。文物的命运,不该被几个人的一支笔、一张嘴决定。
当那幅江南春再一次回到应有的位置时,最该写在卷首的题跋,或许不是赞美山水,而是八个字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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